《民四条约》签署，武力胁迫下的旧国耻

    三、五四运动与国耻记忆的重构

    有意识地利用人们的集体记忆来发起政治运动，五四运动堪称典型。“二十一条”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二十一条”国耻记忆是一战时期中国学生的特定集体记忆，也是各地学生在反日运动中的情感纽带。

    在一战后期，“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在学生集体记忆中日益居于核心地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耻记忆对学生的影响也日益凸显，甚至成为一种“事实的压迫”；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令一般中国青年学生感觉“最为不安的几个历史事实”，首先就是“为一班人认为中国致命之伤的‘二十一条’”。

    人们对历史记忆的回想，总是因现实问题而起。1919年，由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恫吓事件，“二十一条”国耻记忆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关注对象。此事唤醒了中国人的国耻记忆，激发了强烈的反日仇恨。京津学生界对小幡恫吓事件反应非常激烈，据报道，“京中各高等学校大学等，多开大会以筹抵抗之法”。国民励耻会致电北京政府，谓“勿为胁从，沦胥邦国”。张謇致电大总统徐世昌，建议“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无南北无智愚贤肖，皆耻之；行见举国沸腾矣”。南方和议总代表唐绍仪亦认为小幡此举，“我国人民岂能容此等凌辱”。由小幡恫吓事件所引发的中国各阶层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预示着此时的中日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极易引起各方关注的公共话题。随后发生的中日密约公布事件，促使中国的“亲日与反日之争激烈化”，而“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重构也即在此复杂的政争背景下展开。

    “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重构，其实就是将公众关于“二十一条”的国耻记忆转化为与此相关的以亲日派卖国贼为对象的国耻记忆。结果，亲日派政治人物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被锁定为卖国贼，从而使这一新的国耻记忆具有“目标明确和道理简单”的宣传效果，更容易深入人心，更容易进行政治动员。

    在五四运动中，卖国贼之所以成为新的国耻记忆象征，与两种力量的推动有关：其一，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力量；其二，政治派系彼此竞争的力量。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使得国耻记忆实现了从“二十一条”到国贼人物的转变。彼时，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主流的政治观念，不同政治派系都要借助民族主义的旗号以维护其派系竞争的合法性。随着中日密约，特别是关于山东的几项密约的公布，公众舆论逐渐聚焦于当年签署密约的责任人，也即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

    作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先驱，梁启超在巴黎和会期间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并将其运用到政治竞争中。以曹汝霖为代表的新交通系是以段祺瑞为核心的皖系军阀的亲密政治盟友，该派系奉行亲日政策，也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政敌。于是，梁启超决定借助“山东铁路密约”攻击曹汝霖。1919年3月6日，梁启超从巴黎致电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研究系干将汪大燮称：“为今计，惟有使订约之人担负，庶可挽回。”

    梁启超这封电报的用意很明显，首先就是将“山东铁路密约”与“二十一条”联系起来，此即他所谓的“加一保证”；其次是认为“山东铁路密约”造成日本与德国在山东权利上存在继承关系。根据这两点，梁启超提出要追究订约之人。按照梁启超的分析逻辑，既然1918年中日山东问题条约是由驻日公使章宗祥经办的，而此约又是对“二十一条”的“附加保证”，那么章宗祥就和当年参与“二十一条”交涉的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的陆宗舆一样，都在出卖国家利益。如此说来，这三个亲日派人物都和“二十一条”国耻记忆联系在一起。在媒体的围攻下，曹、章、陆三人很快被锁定为卖国贼，一个关于卖国贼的新国耻记忆就形成了。从“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到卖国贼国耻记忆的转变，在记忆对象上是一次从条约到人物的转换。1919年4月12日，《晨报》发表时评，指出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人与日本签署的合同，实际是在“拍卖”国家利益。在媒体曝光之后，曹汝霖等人所签订的密约成为热点话题。公众舆论将亲日派的卖国史定义为新的国耻记忆，并通过对亲日派操守的公开批判来捍卫民族主义的神圣性。

    在梁启超看来，1915年《民四条约》的签署是一种武力胁迫下的旧国耻，情有可原，但1918年济顺、高徐路约是亲日派“欣然同意”的，是不可宽恕的新国耻。4月23日，北京《晨报》刊登梁启超自巴黎来电，指出山东问题交涉失败，是曹汝霖等亲日派所为。梁启超的这封电报如火上浇油，国内公众舆论遂集矢于曹汝霖等人。如匡互生所言，“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精神的”。

    5月4日，北京学生打着“取消中日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旗号，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并演化成全国范围内的五四运动。在此过程中公众舆论对亲日派展开强大的政治批判，而批判的武器就是将亲日派的“卖国历史”公之于众，形成一种令人切齿的国耻记忆。新闻出版界在描绘曹汝霖等人的卖国贼形象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专门刻画卖国贼形象的《曹汝霖历史》《章宗祥历史》，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

    公众对亲日派卖国贼的批判，实际上是根据他们与日本关系的亲密程度来决定的。比如，亲日派陆宗舆的卖国罪名来自他参与了“二十一条”交涉，实际上“二十一条”的主要谈判者和签约人为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但陆征祥并没有被公众视为卖国贼，其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国际背景是欧美而非日本。曹汝霖等人之所以被锁定为卖国贼，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研究系的《晨报》《国民公报》和《时事新报》，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在不遗余力地引导公众的视线，将其聚焦到亲日派身上。这些具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媒体对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公开指控，并非根据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调查取证，而是仅凭“道听途说”，肆意渲染，以动人视听。

    公共媒介所描绘的卖国贼形象成为五四时期新的国耻记忆的象征，这一国耻记忆不仅敲响了亲日派政治生命的丧钟，也让他们成为国人唾弃的对象。1919年5月13日，在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县，各界人士在硖石镇召开万人大会，一致决议开除卖国贼陆宗舆的乡籍，通电全国；并在盐官邑庙前、镇海塔下和陆家门口三处树立石碑，上刻“卖国贼陆宗舆”，每日观者不绝。如邓野所言，在中国，“人的恶名一旦成立，各种恶行也就可以随意添加，这种千夫所指的一时之快，也是一种文化，至于事实，人们倒不十分在意”。以当时流传的《金刚卖妻记》为例，其中有关曹汝霖家庭生活的介绍，明显带有加工的成分。时人称：“当年盛传曹归国时，趋附那桐，令妻与之私，曾有一种小本书籍见于市，详载此事，名曰《金刚卖妻记》。惟据另一方面消息云，并无此事。某报有《卖国密件被盗记》一则，转载各报，据编者调查，此事实妄，系痛恨卖国贼，著此以泄愤。”

    卖国贼历史的家喻户晓，达到了舆论领袖的目的：告诉人们谁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借以启迪人们的国家认同。而利用国耻记忆来凝聚人心，进行政治动员，既符合派系竞争的主观需求，也起到培育国家认同的客观效果。于是，作为国耻记忆的象征——国耻纪念日，也被舆论领袖用来表达政治抗议。研究系计划利用国耻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的政治集会，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5月3日，研究系骨干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等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届时“商讨山东问题对付方法”。虽然国民外交协会一再声称，5月7日国民大会不过“欲促进国民一致对外之心，作政府外交之后援，固毫无与政府为难之成心及扰乱秩序之举动”，但是北京政府出于政治安全考虑，先是致函国民外交协会“请暂缓开会”，继而出动警力强行制止。不过，在山东、直隶、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

    国耻纪念活动中，通常会发表以“二十一条”交涉历史为主题的公开演说，通过演说来重构人们对“二十一条”的集体记忆。之所以是重构，是因为演说者总会结合现实重新阐释这段国耻，亲日派的卖国历史被描述成新的国耻记忆。如果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实现了对一战时期青年学生的国家主义的启蒙，那么一战之后亲日派卖国行为的新国耻记忆则成为推动学生发起反日运动，驱逐卖国贼的强大精神动力。关于卖国贼的新国耻记忆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中日敌对关系的认知，也使舆论领袖时刻感受到国家危机的存在。如彭一湖所言：

    我们的东邻日本，就是一个抱侵略野心的。一千九百十五年二十一条的强制条件，就是他的侵略野心的表现。原来现在日本人中，也有一部分有知识的人，是很有正义，很知道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的可爱。他们对于我们中国，总算是想真正的讲亲善，但是这一部分人，在日本国内，还是不足以左右他们外交的政策。他们最大多数的国民和政治家，都依然是做大日本帝国大和民族的梦。天天想食我们中国人的肉，寝我们中国人的皮。

    一战之后，舆论领袖对国耻记忆的重构是为了满足新的国家主义的启蒙需要。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鼓励了亚非拉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这一国际潮流也鼓舞着中国的舆论领袖们更加推崇国家主义。彭一湖说：“你看这一次欧战的结果，波兰复国，捷克斯拉夫独立，南斯拉夫统一，犹太也有新建国的运动，不正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正旺盛的时候吗？在这个胸襟窄窄儿眼光小小儿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时代，若是我一国一民族单独提倡什么世界主义人类主义，那就真危险了。”彭氏的言论表明，一战国际背景，应是五四时期国家主义在中国盛行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不容忽视；而日本的敌国形象在培育中国的国家认同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也当作如是观。一战之后兴起的反殖民运动，让中国的舆论领袖们更愿意相信国家主义可以将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四、结语

    早在清末，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舆论领袖曾有意识地重建汉族的历史记忆，以便重新定义“国”的性质，并将“‘国’与‘大清国’这个两百多年来不被质疑的统一体分裂开来”，借以培育时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19世纪以降，随着欧美势力的侵入，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清帝国为了自救也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可以说，这些外患是促使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助力。一战爆发之后，列强在远东的国际均势被打破，日本试图独霸东亚，故在1915年提出意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突然让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不过这次民族危机也为中国国家认同的培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都在不遗余力地将“二十一条”培育成一个新的国耻记忆。

    一战时期国耻记忆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保存国耻记忆和培养爱国者的阶段，北京政府将保存“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纳入学校教育计划，希望将青年学生培养成为拥有强烈国耻记忆的爱国者；第二阶段是揪出卖国者以及建构新国耻记忆的阶段。在此期间，构筑国耻记忆的基本素材都是围绕“二十一条”交涉及与此相关的亲日派人物的历史活动展开的。人们对这段国耻历史的理解与记忆，是通过一系列的国耻纪念日演说、历史教科书、国耻书籍、报纸广告、卖国贼雕像等等无形的和有形的材料表达出来的。尽管国耻记忆的内容是具体的，有时甚至是选择性的、片面的、高度情绪化的，但是在国耻记忆的背后却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潜意识，此即中国人对日本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不安全感。有关“二十一条”交涉和曹汝霖等人卖国的历史故事在五四期间广为传播，既增强了时人的国家认同感，也影响了人们对中日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简单地说，怀有这一国耻记忆的中国人自然地会把日本视为一个邪恶的敌国，他们从心理上必然是排斥日本的，进而排斥那些与日本有密切联系的亲日派官员。到了五四时期，这种国耻记忆一旦与复杂的派系政治竞争纠缠在一起，其影响将不再局限于对国家认同的培育，也关系到中国政局的走向。

    一战时期国耻记忆的培育与传承，是北京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过程，其意义是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有着自己特殊耻辱历史的民族共同体，国耻记忆应为每个中国人所分享。在五四运动期间，北京政府的中央权威进一步弱化，他们无法有效地控制新闻传播，而以研究系为代表的在野政治派系利用所掌握的公共媒介，及时地公布山东问题交涉情况和亲日派的卖国历史，并凭借对报刊这一稀缺传播资源的占有，而在实际上获得了对亲日派卖国的新国耻记忆的话语权。当然，仅凭研究系还不足以使卖国贼的国耻记忆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实际上，在东南学界和报界执牛耳的江苏省教育会也参与了对卖国贼的批判与围攻。江苏省教育会领袖黄炎培私下就认为，五四学潮及其对卖国贼的批判，是“唤兴国民潜力的好机会”。江苏省教育会的立场也影响到上海重要报人如陈景韩（冷血）、包天笑、戈公振等人的时评倾向，因为他们与江苏省教育会领袖张謇、黄炎培等人，有“亲疏不等的关系”。由于上述因素，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大众媒体在五四爆发之后，其立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反安福联盟”。在此情境下，亲日派的卖国故事在国内报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五四卖国贼的国耻记忆就这样形成了。

    一战时期，中国的国耻记忆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启蒙目的。这是一种关于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它的形成与重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培养人们的国家认同，以应付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实现国家主义的启蒙，有计划地书写国耻记忆，是不少政治精英的真实想法，如恽代英所言，“吾意欲编远东现状，详叙日本对我屡次之交涉及其用意所在，以儆醒吾侪辈”。质言之，在一战时期中国国耻记忆的演变背后，还隐含一个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也就是说，加强民族精神的内部团结才是救亡的根本。

    虽然一战时期的中国国耻记忆只是近代中国整体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但它比较充分地揭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如何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扮演了一个肩负着救亡启蒙神圣使命的社会角色。同时，历史记忆的政治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在五四时期，这些特定的国耻记忆与中国的政界、学界、报界、商界甚至军界等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关系。（文/马建标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