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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第十一篇回到保安

时间：2016-11-07 【转载】来自于：西北革命历史网阅读

《红星照耀中国》（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

第十一篇回到保安

一、路上的邂逅

我从宁夏又南下到甘肃。四、五天后我回到了河连湾，又见到了蔡畅和她的丈夫李富春，同他们一起又吃了一顿法国式烹调的饭，遇见了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她最近从白色世界溜进苏区，刚去看了她的五年不见的丈夫回来。

我在河连湾后勤部呆了三天，后勤部设在原来属于一个回民粮商的大院子里。从建筑上来说，这群房子很有意思，基本上具有中亚细亚的外表：厚厚的平屋顶，深深地嵌在至少有四英尺厚的墙上的阿拉伯式窗户。我牵着马到那个宽敞的马厩里去时，一个高大的白胡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制服，腰上系着一条长可及地的皮围裙，走上前来，举手敬礼，他戴着一顶红星军帽，太阳晒得黧黑的脸，露出了没有牙的笑容。他把马鸿逵——我的马——牵了过去。

我心中纳闷，这个老爷爷怎么闯到我们童子军的营房里来了？我于是停了下来问他，从他嘴里套出一个故事来。他是山西人，在红军东征时参了军。他姓李，六十四岁，自称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红军“战士”。他很歉然地解释，他当时不在前线是“因为杨指挥员认为我在这里看马更有用，因此我就留下来了。”

李在参加红军之前在山西省洪洞县卖肉，他痛斥“模范省主席”阎锡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们的苛捐杂税。“你在洪洞没法做买卖，”他说，“他们连你拉的屎也要征税。”老李听说红军来了，就决定参加红军。他妻子已死，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他没有儿子，在洪洞县除了课税很重的卖肉生意以外一无牵挂；而且反正洪洞县是个“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得有生气一些，所以这个冒险分子就偷偷地出了城，投到红军这边来了。

“我要求参军时，他们对我说，‘你年岁大了。红军生活很艰苦。’我怎么说？我说，‘不错，我这身子已六十四岁，可是我走路象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会开枪。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他们要的是人，我也能当兵。’因此他们说你就来吧，我同红军一起行军过了山西，同红军一起渡了黄河，现在就到了甘肃。”

我微笑着问他，这比卖肉是不是强一些。他喜欢吗？

“哦！卖肉是龟子干的事！这里的工作值得干。穷人的军队在为被压迫者打仗，你说是不是？我当然喜欢。”那老头儿在胸口袋里摸索了一会，掏出来一个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个旧笔记本。“你瞧，”他说。“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好象是带着污泥的鸡爪子在干净的地席上留下的脚印，他还期期艾艾地念着刚写上去的几句话。接着，好象戏剧的高潮一样，他拿出一支铅笔头，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了他的名字。

“我想你也在考虑再娶媳妇吧，”我对他开玩笑说。他严肃地摇摇头，说他妈的这些马一匹接着一匹，他没有功夫考虑女人问题，说完他就慢慢儿地去照顾他的牲口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走过院子后面的果园的时候，遇见了另外一个山西人，他比老李年轻二十岁，但一样使人感到有趣。我听见一个小鬼在叫，“礼拜堂！礼拜堂！”觉得很奇怪，就四处张望他叫“礼拜堂”的那个人是谁。在一座小山上，我看见有个理发师在给一个青年理发，把他的脑袋剃得象个鸡蛋一样光光的。我询问之下发现他的真实姓名叫贾河忠，原来在山西平阳一家美国教会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小鬼叫他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是个基督教徒，每天仍做祷告。

贾河忠拉起他的裤腿，给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口，他至今仍有些跛，他又拉起上衣给我看肚子上的一个伤口，他说这都是打仗的纪念品，因此他没有上前线。理发并不是他的工作：他又是药剂师，又是红军战士。

贾河忠说，那家基督教医院里有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同他一起参加了红军。他们临走以前同医院里的中国名字叫李仁的美国医生讨论了他们的打算。李仁医生是个“好人，他给穷人治病不收钱，从来不压迫人。”当贾河忠和他的同伴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去吧。我听说红军是正直的好人，不象别的军队，你们能同他们一起打仗，应该很高兴。”因此他们就去当了红色的罗宾汉。

“也许李仁医生只是要把你们打发掉。”我这样说。

那个理发师愤然否认。他说他同李仁的关系一直很好，李仁是个很好的人。他叫我去告诉这个李仁——如果我有机会见到——他仍活着，过得很好，很愉快，革命一结束，他就回药房去做原来的工作。我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礼拜堂”。他是个好红军，好理发师，真正的基督教徒。

附带说一句，我在红军中间遇到过好几个基督教徒和前基督教徒。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是个突出的例子——曾在外国教会学校受教育，其中有些人一度是笃信的基督教徒。红军军医队长纳尔逊·傅医生原来是江西一家美以美教会医院的医生。他虽然志愿参加红军工作，热情拥护他们，他仍笃信他的宗教，因此没有参加共产党。

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但是在西北实行了容忍宗教的政策。事实上，做礼拜自由是个基本的保证。所有外国教会的财产受到了保护，外逃传教士被请回去到他们的教民那里去工作。共产党保留了进行自己的反宗教宣传的权利，认为“反对做礼拜的自由”同做礼拜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民主权利。

共产党这种对教会的新政策，加以利用的唯一外国人是一些比利时教士，他们是绥远的一些大地主。他们有一处的地产有二万亩，另一处有五千亩左右，在长城上的定边附近。红军占领定边以后，比利时人的产业一边同苏区相邻，一边是白军。红军没有想没收比利时人的地产，但是订了一个条约，他们保证保护教会财产，但教士们必须允许他们在这天主教大庄园里种田的佃户中间组织抗日团体。这个奇怪的协定还有一个规定是，比利时人为中国苏维埃政府拍一份电报给法国的勃鲁姆总理，祝贺人民阵线的胜利。

在河连湾附近发生过一系列民团的袭击，距此很近的一个村庄在我到达前两天曾遭洗劫。一队民团在天亮以前偷偷到了那里，杀死了哨兵，把一堆柴火放在十几个红军战士睡觉的房子外面就纵起了火。红军战士逃出来时，由于烟熏睁不开眼，被民团开枪打死，抢去了枪支。然后这批人就参加了另外一帮四百人左右的民团，从北方下来进行袭击，烧村劫寨，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国民党将领高桂滋所武装的。二十八军派了一营人去搜索他们，我离河连湾那天，这些年青的战士刚追击成功归来。

战斗是在河连湾不远几里路的地方发生的，白匪据说正在准备攻打河连湾。有些农民在山里发现了民团的巢穴，红军据此情报，兵分三路，中路与匪徒下面交锋。在红军左右两翼包抄合拢时，战斗就有了定局。民团死四十个左右，红军死十六名，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民团被全部缴了械，两个匪首被活捉。

我们骑马回陕西时遇到了该营带着俘虏回来。各村都准备大事欢迎，农民们在道路两旁向凯旋的部队欢呼。农卫队举着红缨枪肃立致敬，少先队向他们唱红军歌曲，姑娘们和妇女们送来了点心，茶水，水果，热水——这是她们仅有的礼物，但是使疲惫的战士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们都很年轻，比前线正规军年轻得多，我觉得许多头缠带血绷带的人才只十四、五岁。我看见马上一个少年，处于半昏迷状态，两边都有一个战友扶着，他的头上也缠着绷带，正中间有一块圆形的血迹。

这一队少年带的步枪几乎有他们身子一般高。在他们的行中间走着的是两个匪首。一个是满脸胡须的中年农民，我不知道，他被这些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战士带着，是不是感到难为情。但是他毫不畏惧的神态，确是使人感到惊异，我想他很可能同别人一样也是一个贫农，也许在打仗时自己也有什么信仰，遗憾的是他就要被枪毙了。我问傅锦魁时，他摇摇头。

“我们不杀俘虏的民团。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

红军清除了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为这为我们回保安扫清了道路我们从甘肃边界回去走了五天，第五天走了一百多里，虽然一路上见闻不少，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回去时没有带什么战利品，只有路上买的几只甜瓜和西瓜。

二、保安的生活

回保安以后，我又在外交部安顿下来，从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可以编写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新的指挥员或苏维埃官员来供我访问。但是我对如何离开问题越来越感到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已作了一切准备要从南方和西方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除非我马上出去，否则就可能走不了：封锁线上的最后一道隙缝可能给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给我做好动身的安排。

在这段时间里，保安的生活仍过得很平静，你不会感到这些人是觉察到他们就要被“剿灭”的。在我住处不远的地方驻有一个新兵教导团。他们一天到晚在操练开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还演戏，每天晚上整个城里都歌声嘹亮，住在营房或窑洞里的各个部队的战士都朝着山脚下大声高唱。在红军大学，学员们一天学习十个小时，异常努力。城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群众教育运动，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课、政治课、地理课。

至于我自己，我过着假日生活，骑马，游泳，打网球。一共有两个球场，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的一个草地上，绵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个在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长的博古家隔壁，是个硬地球场。我在这里每天早晨太阳刚在山上升起就同红军大学三个教员打网球：德国人李德、政委蔡树藩和政委伍修权。球场里尽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险的，但是球还是打得很激烈。蔡树藩和伍修权同讲不了几句中文的李德讲俄文，我同李德讲英文，同蔡伍两人讲中文，所以这又是一场三国语言比赛。

我对当地的人的一个更加腐化的影响是我的赌博俱乐部。我带了一副扑克牌，到了以后没有用过，有一天我拿出来教蔡树藩打“勒美”。蔡树藩在战斗中失掉一臂，但不论打球或打牌对他都没有什么妨碍。他学会打“勒美”后，很容易地就用一只手打败了我。有一阵子，打“勒美”非常流行。甚至妇女们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赌博俱乐部来。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晚上你环顾四周烛光下的脸孔，就可以看到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凯丰夫人、邓发夫人、甚至毛夫人。这就引起了旁人说闲话。

但是，对苏区道德的真正威胁是在保安学会了打扑克以后才出现的。我们打网球的四个人先开始，每天晚上轮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恶渊薮打。我们把博古、李克农、凯丰、洛甫那样的体面人士都拖进了这个罪恶的泥淖。赌注越来越大。最后独臂将军蔡树藩一个晚上就从博古主席那里赢去了十二万元，看来博古的唯一出路是盗用公款了。这个问题我们用仲裁办法来解决，规定博古可以从国库中提出十二万元钱来交给蔡树藩，但是蔡树藩必须把钱用来为还不存在的苏维埃空军购买飞机。反正筹码都是火柴梗，而且，遗憾的是，蔡树藩买的飞机也是火柴梗。

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很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他当共产党已有十年，在湖南当铁路工人时就参加了，后来到莫斯科去学习了两三年，还腾出时间来爱上一个俄国同志，同她结了婚。有时候他很不高兴地看着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条胳膊时会不会同他离婚。“别担心这样的小事，”伍修权教授这样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国留学生。“你再见到她时没有让你的传宗接代的东西给打掉算你的运气。”但是，蔡树藩还是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后给他寄一条假臂。

我接到不少这样办不到的要求，要我寄东西进去，这不过是其中之一。陆定一要我把出售共产党照片所得的收入为他们购买一队飞机，外加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徐海东要一对假牙补上他的缺牙：因为他陷入了情网。人人的牙齿都有毛病，他们都多年没有看过牙医了。但是他们的坚韧不拔精神令人钦佩；你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诉过苦，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疾病，很多人患胃溃疡和其他肠胃病，这是多年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造成的。

从我个人来说，吃这种伙食反而长胖了，增加了体重。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厌，但这并不妨碍我狼吞虎咽，食量之大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对我作了让步，用保麸面粉做馒头给我吃，这种馒头烤着吃还不错，有时我也吃到猪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为主——轮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过来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还有辣椒、葱头、青豆。我极想咖啡、黄油、白糖、牛奶、鸡蛋等等许多东西，可是我只能继续吃小米。

一天图书馆来了一批《字林西报》，我读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巧克力蛋糕烘制法。我知道博古家里还藏着一罐可可。我想用一些可可粉，再用一些猪油代替黄油，可以做个那样的蛋糕。因此我请李克农为我写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区政府主席，给我二两可可。经过了几天的耽搁，嗯嗯呃呃，甚至我做蛋糕的本领遭到怀疑和诽谤，许许多多繁复手续和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以后，我们终于从博古手里逼出了这二两可可，并且从粮食合作社搞到了其他材料。我还没有把作料掺和起来，我的警卫员就进来了解情况，这个可怜虫一不小心把我的可可打翻在地。又经过了一番公文手续，我最后又设法弄到了需要的材料，开始了伟大的试验。结果是不用说的。无论那一个有头脑的主妇都可以预见到发生了什么。我的临时凑合的烘箱工作不正常，蛋糕没有发起来，我把它从火上移开时，它的低层是两英寸厚的焦炭，顶上仍是黏糊糊的。不过外交部好奇的旁观者还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因为里面的好作料太多，浪费可惜。我大大地丢了面子，从此之后就乖乖地吃我的小米。

李德请我去同他一起吃了顿“西餐”作为补偿。他有时候有办法弄到大米和鸡蛋，而且又是德国人，他非得自己做德国香肠吃。你可以在保安大街他家门口看到挂着成串的德国香肠。他正在准备过冬的存货。他也给自己砌了一个炉灶，教给他中国妻子——一个从江西同他一起来的姑娘——怎么烘烤。他给我看，马马虎虎做顿饭，材料倒是齐全的。只是粮食合作社（我们伙食是包在那里的）不知道怎么做。红军指挥员罗炳辉的夫人（长征中的一位唯一小脚女人）是合作社的大师傅，我想李德的妻子同她有交情，他的鸡蛋和白糖大概是这样搞到的。

但是李德当然不仅仅是个好厨子，打扑克的能手。中国苏区这个神秘人物是何许人？国民党将领罗卓英读了在江西发现的李德一些著作后称他为共产党的“智囊”，这有没有夸大了他的重要性？他同苏俄有什么关系？俄国对红色中国的事务事实上究竟起多大影响？

三、俄国的影响

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或整个苏联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书的主要目的。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这里没有足够的背景材料。但是如果不谈一谈这种有机的联系和这种联系对中国革命史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本书就不免有所欠缺。

在过去十多年中，在中国人关于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间，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这在苏区固然是一个公认不讳、引以为荣的事实，在国民党地区也几乎同样是如此，尽管没有得到公开承认。在中国任何地方，凡是抱有具体政治信念的青年身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很明显，不仅是作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作为宗教的一种代替品。在这种中国青年中间，列宁几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爱戴的外国领导人，社会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俄罗斯文学读者最多——例如，高尔基的作品比任何本国作家的作品销路还要好，只有鲁迅除外，他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家。

这一切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是为了一个原因。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其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曾经派了成千上万名的政治、文化、经济或教会工作都到中国去，积极向中国群众宣传他们本国的信条。然而多年以来，俄国人在中国却没有设立一所学校、教堂、甚至辩论会，可以合法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除了在苏区之外，他们的影响基本上是间接的。此外，国民党到处还积极加以抵制。然而在这十年中到过中国、并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所了解的人，很少会否认，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苏联的成就对中国人民发生的精神影响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资产阶级的影响加起来还要深刻。

同许多念念不忘共产国际魔怪的人的看法相反，即使在红区里，俄国的影响大概也是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响大于直接参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我们必须记住，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和与苏联团结一致一向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由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加以撤销。在他们看来，苏联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为一种活榜样，一种产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这成了在中国人中间帮助锻炼钢铁般英勇性格的烈火和熔炉，而在以前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不具备那种性格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亿万工人都在关心地注视着他们，到时候就会仿效他们的榜样，就象他们自己仿效大俄罗斯同志的榜样一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说“工人无祖国”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今天这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除了他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统治的小小根据地以外，他们还有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祖国。这种保证，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革命鼓舞和营养的来源。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说，“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它愿意与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忠实盟友。”中国的苏区事实上在绝大部分时候不论在地理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完全与世隔绝，上面所引的那句用着重体排印的话，对中国苏区究竟有多大意义，西方人如果从来不认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是很难理解的。

可是我却是耳闻目睹，而且深有体会。这个背后有这样一个强大盟友的思想——虽然越来越没有得到苏联表示积极支援的证实——对中共士气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使他们的斗争有了一种宗教事业的普天同归的性质，他们对此深为珍视。他们高呼的“世界革命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贯彻于他们所有教导的信念中的思想，在这个口号中重申他们对社会主义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贞不贰。

我觉得这种思想已经显示出，它们能够改变中国人的行为作风。在共产党对我的态度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排外主义”。他们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美国的或者欧洲的资本家置身于他们之间可能会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比一个中国地主或上海买办更甚。种族歧视似乎已彻底升华为不问国界的阶级对抗。甚至他们的抗日宣传也不是在种族基础上反对日本人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宣传中不断强调，他们只反对日本军阀，资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压迫者”，日本人民是他们潜在盟友。的确，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励。这种从民族偏见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地可以溯源于许多中共领导人在俄国所受的教育，他们上过中山大学，或东方劳动大学，或红军学院、或一些培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干部的其他学校，回国以后成了本国人民的导师。

说明他们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个例子是，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发展极其关心。报上发表的公报张贴在村苏维埃的会议室，也向前线部队宣读。政治部对西班牙战争的起因和意义作了专门的报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同中国的“统一战线”作了对比。另外还举行了群众大会，进行了示威，鼓励大家进行讨论。有时甚至在穷山僻壤之间，你也能发现红色农民也知道一些象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和德、意“侵略”西班牙这样的基本事实，说这两个国家是他们敌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国”！这不免相当令人惊异。尽管地理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但是这些乡下佬由于无线电消息、墙报和共产党的报告和宣传，对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面情况，现在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农村居民了解的都要多得多。

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和组织都讲严格的纪律——这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纪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似乎已经产生了某种类型的合作和对个人主义的压制，一般的“中国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为“了解中国人心理”的外国传教士，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是很难相信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是在社会整体、即群众之中的沧海一粟，必须服从于后者的意志，如果担任领导，就要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是作为物质创造者，则是不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当然共产党人之间发生过争论和内讧，但都没有严重到使党或军队受到致命伤害的程度。这种现象，这种“非中国式的”团结一致，是把社会当作各种阶级力量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场所这种新观念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只有团结最一致、目标最坚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团结一致如果不能说明他们的胜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免遭消灭。

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是南京能够把他们的军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为相互对立的、永远相互打内战的派系，象它对其他所有反对派那样，象蒋介石对他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夺权对手那样，那么剿共的任务就可能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南京的尝试都失败了，例如，几年以前，南京曾经希望利用国际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来分化中共，但是，尽管出现了所谓中国“托洛茨基派”，他们却只博得了特务和叛徒的臭名，因为其中有许多人由于他们的立场所决定而参加了蓝衣社，把以前的同志出卖给警方，而且他们在群众中间从来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和很多的追随者，始终只是一批悲剧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识分子的乌合之众。他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形成任何严重的破坏威胁。

共产党基本抛弃了所谓中国礼节这种封建糟粕，他们心理和性格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极为不同。爱丽丝·蒂斯达尔·荷巴特是永远写不出一本关于他们的书的，《王宝钏》的中国作者也是如此。他们直截了当、坦率简单、不转弯抹角、有科学头脑。一度是所谓中国文明的基础的中国旧哲学，他们几乎全都摒弃，而且，最重要的也许是，他们也是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与他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候感到非常自在，好象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样。附带说一句，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出现对他们很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可以把我，而且也把我到苏区来的好奇心，当作他们的运动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具体证据。他们把我当作一种给怀疑派看的头号展品来加以利用。

由于他们热烈地崇拜苏联，因此难免有不少抄袭和模仿外国思想、制度、方法、组织的地方。中国红军是按俄国军事方针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战术知识来自俄国经验。社会组织总的来说按照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规定的形式。共产党的许多的歌用俄国的音乐，在苏区很流行，有许多辞汇直接从俄语音译为中文，苏维埃三个字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在他们借用的过程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十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当然，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模仿和采用西方的过程也正在进行，因为甚至古老的封建遗产中的诗——斯宾格勒称之为“伟大历史的废料”的东西——也很少有什么东西，不论对于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能够应付国家今天千头万绪的新需要的现代化社会，有很多价值。在旧中国这个子宫中同时孕育了两个卵细胞，而且都是从国外受精的。因此，有意义的是，举个例来说，共产党在组织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于俄国的固然很多，而蒋介石总司令则不仅利用意大利轰炸机来毁灭他们，而且也效法基督教青年会来组织他的反共的新生活运动。

最后，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之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已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说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象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

这一些至少是够明显的了。由于分享俄国革命的集体经验，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无疑地得到了很大好处。但同样确实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生长发育的痛苦过程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也可以归因于共产国际。

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中俄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一九二三年到二七年，是苏联和国民革命派之间的一个事实上的同盟时期。后者是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同床异梦的合作者组成的，他们的目的是要用革命来推翻当时的中国政府，实现中国的独立，摆脱外国帝国主义。这项振奋人心的事业以右翼国民党的胜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中俄关系破裂而告终。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国孤立于中国和南京完全绝缘于俄国影响时期。这一时期到一九三三年底莫斯科恢复与南京的外交关系而宣告结束。第三个时期以南京莫斯科温吞水的修好开始，由于南京不断同中共进行激烈内战而弄得很尴尬，后来到一九三七年初戏剧性地结束，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了部分和解，为中俄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红军的时候，对共产党的情歌，国民党仍充耳不听，这个新的时期以后在恰当场合再谈。

上面提到的中俄关系三阶段也确切地反映了共产国际近年来性质的变化，以及它从一个国际煽动组织转变为苏联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的几个过渡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这种变化的国内和国际上的极为复杂原因的辩证关系，要在本书加以详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这些变化对中国革命基本发生了什么影响，又受到中国革命什么影响，却很适宜。

凡是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遇到的危机与俄国内部和共产国际内部所发生的危机正好发生巧合，后者表现为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争夺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论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的斗争。要是斯大林没有等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是这个问题在这以前就有了定论而且他又能够支配共产国际，那就很有可能，对中国的“干涉”就根本不会发生。不过无论如何，现在再进行这样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事了。斯大林在进行他的斗争时，在中国的路线早已决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对中国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文化上给予积极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诺维也夫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并且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响。在这以前，斯大林派还没有彻底击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初开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事务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负责，他从此加紧了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这一点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接着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发生灾难期间给予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和“指示”的时候，是由斯大林领导的。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几个月里，当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灾祸象强劲的台风一样袭来的时候，斯大林的路线遭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领导的反对派的不断攻击。季诺维也夫在当共产国际主席时，充分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但是现在他却激烈反对斯大林执行同一路线。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叛变”，一九二六年在广州进行一次未遂政变后，季诺维也夫预言必然会发生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出卖群众。

在蒋介石第二次政变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诺维也夫就开始要求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他现在认为国民党不能完成革命的两项主要目标，即反帝——推翻外国在中国的统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绅在中国农村的统治。托洛茨基也这样早就开始鼓吹成立苏维埃和一支独立的中国红军。总的来说，反对派预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线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希望顶多就是这个——就会失败。当然，这个预言是说中了。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对派的反对意见作为在中国及早采取激进政策的基础，后来发生的悲剧可能会更加严重。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批评，一如既往，颇为精辟，他的意见同实际情况的特点也不无联系。但是象经常的那样，联系却并不很多。他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发言都收在《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这本书肯定是本立论松懈的著作，尽是漫不经心地不顾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限制的地方。这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灾祸，他所能够提出的办法也只会更早得多造成一个更加全面的灾祸。

斯大林在大失败以后为自己辩护时，嘲笑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是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一论点，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加米涅夫同志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是造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我们“在中国孕育了卡芬雅克们”……怎么能够说一个政党的策略可以取消或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呢？对于那些忘掉革命时期阶级力量对比的人，那些要想用一个政党的策略来解释一切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于这种人只能说一句话——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凡是研究这一整个时期情况的公正的人，很难能逃避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派过于夸大了共产国际错误的重要性，同时又低估了客观形势的极其不利因素。他们对于利用共产国际的错误来作为攻击斯大林的新炮弹，显然比对中国的当前命运更感到有兴趣。反正，他们的攻击并没有成功。整个来说，党仍不信斯大林是无能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加上在此以前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的遭到摧毁，以及共产国际在东方各国的希望遭到普遍破灭，党已对在国外进行冒险发生厌倦，倾向于转而进行国内建设。斯大林胜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们竟然相信莫斯科审判时提出的证据的话，干起破坏铁路的事来。

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通过了五年计划，对拖拉机产生了狂热，共产国际在这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是，暂时搁置了积极促进当前世界革命的计划，苏联的革命热情集中用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攻势上。共产国际不再成为支配力量，而是变成了苏联的一个机关，逐渐变成了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凡单调劳动进行美化宣传的广告社。它的主要任务已从用暴力，或者用积极干涉来制造革命，改变为用榜样来促进革命。由于“世界革命根据地”苏联需要和平，共产国际便成了在全世界进行和平宣传的有力机构。

这里毋庸进一步赘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论争。

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未来活动。一九二七年以后，有一段时期，这种活动几乎等于零。俄国在中国的机构封闭了，俄国共产党人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出中国。俄国来的财政、军事、政治援助陷于停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大混乱，有一个时期，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是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却在纯粹中国人自己的领导下自发开始，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得到俄国的什么赞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才给予出生后的认可。

自此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不错，有些机构偷偷地恢复了；还派了代表到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去找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学生继续在俄国留学，然后秘密回来搞革命工作；而且还有一点点钱送进来。但是俄国完全没有办法同中国红色区域发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联系，因为中国红色区域没有海口，完全受到敌军的重重包围。在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现在却只剩下两、三个，常常几乎与整个社会隔绝，很少有能冒险逗留几个月以上的。以前曾经有好几百万元钱输送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现在流到共产党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细流。以前整个苏联都支持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现在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共产国际已不能动用“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庞大资源，只能象一个可怜的继子那样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为稍有不当，就很可能给正式取消继承权。

在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实际财政援助，看来是少得惊人。当牛兰夫妇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后在南京作为共产国际远东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时，警方的完整证据表明，对整个东方（不仅仅中国）的总支出最多不超过每月一万五千美元。这与大量流入中国进行基督教宣传（这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宣传），或者进行亲日宣传和纳粹法西斯宣传的款项相比，可谓微乎其微。这同美国在一九三三年给予南京的五千万美元小麦贷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怜。据外国军事武官的报告，后一笔贷款的收入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有决定性的价值。

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卖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弹药给南京，以便摧毁中国苏区，当然没有卖任何东西给共产党。美国军队出借许多军官为中国训练空军，结果炸毁了红色中国的许多城镇，意大利和德国军事教官实际上亲自领导了几次破坏性最大的轰炸，象他们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纳粹德国派最能干的将领冯·西克特将军去援助蒋介石，并派一大批普鲁士军官改进南京的围剿技术。鉴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说什么俄国撑中共，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了。相反，很明显，蒋介石在近十年内却得到了外国给他而不肯给共产党的重要援助的支撑。

也许可以断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军事情报专家都无法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打仗时所得到的外国物质援助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要少。

五、那个外国智囊

在中国红军创立后的头五年里，并没有一个外国顾问在那里，而就在这几年里，红军建立了苏区，开创了一个有纪律的革命运动，涣散了敌人斗志和解除了敌人武装，由此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事实。到一九三三年唯一曾与中国红军在一起作过战的外国人德国顾问李德才在苏区出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据高位。

李德躲在一条内河小船的草席下，经过六天六夜的惊险旅行，才从广州偷渡到红军前线，到了江西苏区首都瑞金。在他到达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唯一联系是通过无线电交通。在上海有个顾问委员会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对共产党获知敌人方面的重要政治军事动向有很大价值。它的活动显然比蒋介石所能在苏区建立的任何间谍组织效率高得多。

但是对于江西红色共和国末期所犯的两个大错误，这个顾问委员会，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认为有责任的。第一个错误，据毛泽东指出，是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起义反宁时，红军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二年英勇保卫上海抵抗日本进攻，毫无疑义地表现出它强烈的抗日革命性质。它被调到福建后，由于蒋介石和何应钦同日本谈判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开始反宁抗日，展开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摧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运动。它不仅向红军提出休战（十九路军在南京破坏它抗日后被派到福建去打中共），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战线的基础上结盟。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大多数领导人也十分赞成这些建议。他们准备把主力调入福建，从侧翼猛攻南京部队，同福建叛军组成联合政府，对十九路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予充分的支持。但是共产国际不知为什么缘故，通过它设在上海的顾问委员会反对这一主张。当时俄国正开始恢复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刚刚才承认国民党政权，托洛茨基派的论点是，共产国际采取这一路线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反对扩大大规模内战，仍希望红军和南京联合抗日，不希望担上在这个时候煽动叛乱的罪名，特别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一种局面，那就是万一红军控制了福建的一个海港就必然会指望俄国提供物资。但是这样的看法却缺少根据。

反正不管怎样，后来发生的事实是，红军不但没有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而把主力撤到江西西部，使蒋介石无后顾之忧。于是总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扑邻省福建，迅速镇压判军，红军就此失掉了最强大的潜在盟友。毫无疑问，拥护革命的十九路军的歼灭，大大便利了摧毁南方苏区的任务，蒋介石就立即满怀信心地来从事这项任务。

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南京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术防御计划。在以前几次围剿中，红军依靠他们在运动战中的优势以及他们能迅速集中强大兵力和进行奇袭、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主动权的能力。在他们的作战中，阵地战和正规战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战役中，李德坚持改变战术。他拟定了一个以阵地战为中心的大规模防御计划，把游击战术降为从属的任务，尽管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一致反对，他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计划。

今天来看就很明显，李德大大地过高估计了苏区的资源、红军在非机动作战中的战斗力、敌军的士气涣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谅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改进了的进攻力量，严重地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中的重要因素，他以为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共产党会比实际情况有利得多。

但问题是，李德这个孤零零的一个外国人，怎么会有足够的影响，可以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整个军事委员会、政府和党的判断之上呢？这委实是件十分独断独行的事。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在世界大战中，他在德国军队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任俄国红军的师长，曾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作为一个德国人，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西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江西的情况就谈到这里为止。在以后的两年中，红军几乎与自己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党员都完全断绝了联系，共产国际的活动主要只限于在《国际通讯》中刊登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惊的报道。一天到了几期《国际通讯》时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党中央委员会那位美国留学的书记洛甫来不及打开来看。他随口提到他几乎有三年没有读到《国际通讯》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还在红军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详尽报道最后才传到中国的红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举行的。就是这些报道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得到充分发挥的论述，在以后几个月令人兴奋的时间里，西北即将发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个东方，就是这种策略对他们的政策将起指导的作用。共产国际就要再一次在中国的事务中发挥它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响革命的发展。

不过我又得在北平从侧面来观察这一事件。

六、别了，红色中国

在我离开保安之前发生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十月九日甘肃来的无线电消息告诉我们，四方面军先遣部队在会宁同一军团的陈赓领导的第一师胜利会师。几天以后，陈赓和一方面军所有重要的将领都在甘肃同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朱德、徐向前、贺龙、张国焘、萧克等许多其他人，高兴地碰了头。甘肃的东北部分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四方面军有一个纵队渡过黄河到了甘肃西北的狭长地带，政府军的反抗已暂时被压下去了。

现在所有正规红军都集中在西北，建立了良好的通讯联系。冬服的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保安和吴起镇的被服厂。三支大军据说总共有八九万久经沙场、装备良好的战士。保安和整个苏区都举行了庆祝。甘肃南部作战期间的长期悬虑不安的气氛已经结束。现在人人都对将来充满了新的信心。中国最优秀的红军现在全部集中在一大块新的地区里，旁边还有同情他们的十万东北军可以充当盟友，共产党现在认为，南京方面会比较有兴趣来听他们的统一战线的建议了。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离开以前对毛泽东进行的一次访问，他第一次表示共产党欢迎同国民党讲和与进行合作抗日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之中，有一些已由共产党在八月间发表的宣言中公布。我在访问时请毛泽东解释一下他提出新政策的原因。

“首先是，”他开始说，“日本侵略的严重：日本日益加紧侵略，它的威胁已经严重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除了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和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战争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结果就会对抗日运动不利。

“其次，自从一九三五年八月起，共产党就发宣言，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个纲领，尽管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

“第三点是，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今天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

“这就是中国目前形势的主要特点，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详细考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这种合作的具体方案。我们坚持的团结的基本原则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则。为了要实现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给予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加强国家的经济发展。

“因此我们拥护议会形式的代议制政府，抗日救国政府，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团体的政府。如果成立了这样一个共和国，中国的各苏区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在自己的地区内采取措施建立议会形式的民主政府。”

“这是不是说，”我问道，“这样一个[民主的]政府的法律也会在苏区实施？”

毛泽东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这样一个政府应该恢复并再次实现孙逸仙的遗嘱，和他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联合苏联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

“如果国民党里开展了这样一个运动，”他继续说，“我们准备同它合作并且支持它，组成反帝统一战线，象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拯救我国的唯一出路。”

“提出新建议有没有当前的原因？”我问道。“这肯定地必须认为是你们党近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

“当前的原因，”毛泽东解释道，“是日本提出了严重的新要求，屈服于这种要求必然会大大妨碍将来的抵抗，同时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日益严重威胁的反响采取了伟大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式。这两个条件反过来也在南京的某些分子的身上造成了态度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就可以希望实现我们所建议的这种政策。如果在一年以前或早一些时候，用这形式提出来，不论是全国还是国民党就不会有思想准备。

“日前正在进行谈判。虽然共产党对于劝说南京抗日并不存多大希望，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只要有可能性，共产党就愿意在一切必要措施方面合作。如果蒋介石要想继续打内战，红军也奉陪到底。”

事实上这是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和不再企图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能够进行合作。毛泽东在这时也表示——虽然不是作为正式谈话——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作一些改变，以利于“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在这以后的几个兴奋紧张的星期中，毛泽东的这一谈话对时局发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谈话刊出之前，共产党自己的几个宣言都遭到封锁，南京方面少数几个看到这些宣言的领导人对之也抱深为怀疑的态度。但在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袖本人的谈话普遍发表以后，有些有影响的集团就会更加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了。又有不少人开始拥护两党“复婚”的要求，因为要求停止代价浩大的内战和实现和平团结来抵抗日本征服的威胁这一建议，对不论什么阶级都是有号召力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我在红军中间呆了将近四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这可不容易，张学良的东北友军几乎已从所有战线上撤出，由南京的军队或其他敌意的部队换防。当时只有一个出口，那是由东北军一个师在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洛川在西安以北，只有一天的汽车路程。

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来向我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成员全体出动来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给老徐和老谢拍照，他们象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要求。

“把四两可可送回来，”博古责怪道。

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做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向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很快骑上马跟着我的小旅队走了。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五天后，我们到了南部边界，我在那里等了三天，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吃黑豆和野猪肉。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树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这几天里就同一些农民和红军战士打野猪和鹿。树丛中间尽是大野鸡，有一天，我们看到两只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窜过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线一片宁静，红军在这里只驻了一营兵力。

二十日那天我安全地经过了无人地带，到了东北军防线的后面，第二天借了一匹马，进了洛川，那里有一辆卡车在等待着我。一天以后我就到了西安府。到鼓楼时我就从司机座旁下了车，请一名红军战士（他穿着东北军制服）把我的包扔给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接着又找了半天，这时我疑惧交加。果然没有疑问。我的包不在那里。在那个包里，有我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卷胶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还有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必须把它找到！

在鼓楼下面激动了半天，交通警在不远的地方好奇地看着我们。于是进行了轻声的商量。最后终于弄清楚了怎么回事。那辆卡车用麻袋装着东北军要修理的枪械，我的那个包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样一个麻袋里，一起卸在我们旅程后面二十英里的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司机懊丧地瞪着卡车。“他妈的，”他只好这样安慰我。

天已黑了，司机表示他等到明天早晨再回去找。明天早晨！我下意识中感到明天早晨太迟了。我坚持我的意见，终于说服了他。卡车转过头来又回去了。我在西安府一个朋友家里整宵没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见到无价之宝的那个包。要是那个包在咸阳打了开来，不仅我的一切东西都永远丢失了，而且那辆“东北军”卡车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阳驻有南京的宪兵。

幸而，你从本书的照片可以看出，那只包找到了。可是我急着要把它找回来的直觉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第二天一早，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岗哨。沿路农民都被赶出了家。有些不雅观的破屋就干脆拆除，不致使人觉得难看。原来是蒋介石总司令突然光临西安府。那时我们的卡车要再沿原路回渭河就不可能了，因为这条道路经过重兵把守的机场。

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要他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采取的全部保护总司令生命的措施后来也证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卫他的军队中间，他的敌人也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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