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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时间:2016-10-30   作者:郑渝川  【转载】   来自于:《现实政治》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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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如何使发展研究发挥最大的作用》,(加)费雷德·卡登 著,徐秀丽、齐顾波、李小云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版)


  社科研究成果通常与公共政策实践相关,研究机构、智库组织最头痛的不是如何得出研究成果,而是这些成果与政府部门对接存在难度。举例来说,城市治堵、应对水资源危机、教育改革、平衡金融监管与保障金融机构运作自由等领域,就有大量的政策应用型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对应的,政府部门却仍旧坚持早就被学界及其他国家或地区政府实践证明无效、低效的既有做法。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并也不鲜见。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社科研究机构、智库组织宣传不到位,抑或表达不当,无法准确传递研究成果的信息给政府部门?还是因为既有无效、低效的做法,捆绑着政府部门内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进而让他们故意装聋作哑?又或者,如一些学者所称的,政府部门习惯守旧,因为改革需要担负风险,但遵循旧例就没有那么多的担忧?

  

  了解政府运作与改革的人都会发现,政府领导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保守,因为他们总是免不了直面体制机制滞后带来的问题,如果有成型成熟的改革建议可以解决问题,预期带来的风险又不会太大,当然愿意引入外部提供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改革者的政策考量,不能忽略政治利益、意识形态、来自其他渠道的相左信息、工作人员的执行力、成本考虑、预算的可行性、传统条条框框的束缚等因素,因而即便重视某些研究成果,也必然需要“慢慢来”。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如何使发展研究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本书,就是写给意在推动研究成果影响公共政策的专家学者、民间组织成员、媒体人看的。这本书介绍了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为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智力支持、项目资助的案例,就“研究是如何渗透到政策制定中的”这个问题进行了翔实分析,给出了研究成果通过微妙而多样的途径来逐渐影响政策制定者观念的操作建议。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对其他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提供智力支持或项目资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难度要远远高于我国本土的社科研究机构、智库组织影响我国各级政府机构。这是因为,越是需要获得智力支持或项目资助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体制、公共管理体系往往都很不稳定,政府中的改革者常常面临权威性不足或自主权不够的困扰,改革往往缺乏中间和基层部门的有效执行,这些国家的统计数据准确性和全面性上都大打折扣。然而,即便是这样,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仍然成功推进了大量的支持或资助项目,其中的经验非常值得学习借鉴。

  

  依据该中心对许多发展研究项目推进经验的概括,社科研究成果对政策的影响可归结为三方面(三个切入点):扩展政策能力、拓宽决策视野、影响决策体系。研究成果对政策发挥影响,可能面临各种环境,五种不同的政策(政治)环境分别是:政府积极响应改革并对社科成果有明确的需求、政府对研究领域保持兴趣但缺乏对接的执行机构、政府对社科成果保持兴趣但没有推进能力、新出现的问题激发了研究但不为政府所重视、政府敌视外部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书中对应提出了不同的策略建议。

  

  将社科研究成果与政策实践相结合,需要研究机构、智库组织做好打硬仗的思想准备——不仅应管理好研究团队,保证效率,而且还要建立和维护牢固的关系网络,制定并实施一套连贯的沟通和宣传计划,系统地把研究引入决策过程。国内外不少卓越的研究机构就是因为忽略了关系维护、沟通,进而激发或放大了与有关政府机构、其他民间组织或民众的矛盾,严重妨碍了相关改革的顺利实施。但大量项目案例说明,政策过程通常都很难得以一帆风顺的推进,会出现决策、实施、反馈、再思考(完善决策)、再调整的环路中迂回前行,要让改革顺利进行,不在迂回路上卡壳,当然需要与包括政府领导人在内的方方面面建立顺畅的沟通关系,有时还需耐心培训、引导、影响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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